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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俄罗斯帝国与大清帝国,一头熊与一只龙,绝对没有想到,他们会走入同样的困境,并在今后的几十年中,面对同样的宿命。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精英都相信,他们正在成为最后两只专制恐龙,面对立宪的世界而倍感孤独。

  70岁的大清国领导人慈禧太后,还在北京忙于筛选新的成员,重组三周前遭受了炸弹袭击的宪政考察团。而37岁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,则在圣彼得堡发布诏令,宣布从今之后,俄国人民享有言论、出版、结社、集会、信仰、人身自由和参政的权利,任何法律不经国家杜马(议会机构)的同意不得生效。

  一头古老的熊,和一只更为古老的龙,在日俄战争的废墟上被唤醒,几乎同时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试验,并在今后的漫长历史中,相互缠绕、相互纠结。

  确定了杜马的立法机构定位,如同一剂特效药,迅速地平息了全俄各地的大多数动乱。官方的政改姿态,得到了社会主流的欢迎和支持。

  与俄国政改所遭遇的惊雷相比,大清国宪政考察团在三周前所遭遇的炸弹袭击,实在如同一个爆竹般的渺小。

  惊雷之下,是尸山血海。在日俄战争中的节节败北,令遥远的满洲成为俄军官兵的巨大坟场。前线不断传回的坏消息,如同冰水倾倒在了滚烫的油锅里,激化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矛盾,各种恶性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,并最终在1905年新年之后,引爆了首都圣彼得堡。

  1月22日(俄历1月9日),星期日。由圣彼得堡基洛夫工厂发起的罢工,已经蔓延成8万人参与的大行动。这一天清早,东正教神父葛朋率3万多工人前往冬宫外广场示威,向沙皇递交请愿书。途中,更多的民众加入游行队伍,人数迅速增加到了20多万。在军警的层层阻截下,少部分示威者进入了冬宫广场,却遭到了军警的实弹射击,死伤惨重,史称“流血星期日”。这一事件仿佛一个信号,引燃了整个俄国,各地暴动纷起,民族冲突、阶级冲突纠缠交错,全俄鼎沸。

  “流血星期日”之后,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《自由乎?死乎?》,对这一惨剧进行了报道和述评,并感慨道:“改革事业,如转巨石于危坠,非达其最终之目的地不止。”

  沙皇的反应还是相当及时的。惨案当天,沙皇尼古拉二世外出度假,并没有在首都,更没在冬宫内。事发之后,他立即撤换了内政部长,并组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,彻底调查流血事件及导致工人大罢工的深层原因。这个调查委员会,破天荒地邀请工人代表参加,但革命党拒绝合作,并阻止民众与政府的合作。在革命党的阻挠下,工人们无法选出代表,这导致调查委员会无疾而终。

  沙皇的政改措施,迅速地展开了。3月份,发布了《布雷金诏书》,准许成立咨政团体、包容各种宗教、开放语言自由等;5月份,允许召集成立人民代表会议(即“苏维埃”);8月份,批准成立国家杜马(即国会)的成立……这一系列的举措,被后世普遍解读为“假立宪”,是对人民的敷衍和忽悠——批判者们从来不解释,并非“临时工”的沙皇,为什么要用敷衍和忽悠来对待关系其江山社稷存亡的大事呢?是他玩忽职守、自毁长城?还是如同中国的崇祯皇帝那般,虽非亡国之君,却有一大群亡国之臣?

  杜马制度的建立,给俄国带来了根本的变化。最初的杜马,类似一种决策咨询机构,杜马通过的法律草案,须经国务会议审查后,方能呈交沙皇,在制度设计的很多细节上,国务会议的权限大大超过国家杜马。对于这种方案,负责政改操盘的前财长维特指出,“选举产生的国家杜马”与“纯粹官僚的国务会议”难以合作。杜马成立一个月后,俄国改造了国务会议,开放其部分席位经由选举产生。但这样的改革力度,在全国持续不断的群体性事件面前,已经无法满足反对者的胃口,他们希望胆子再大一点、步子再快一点。最终,沙皇发布了“十月宣言”,明确宣布“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”。

  确定了杜马的立法机构定位,如同一剂特效药,迅速地平息了全俄各地的大多数动乱。官方的政改姿态,得到了社会主流的欢迎和支持,如同大清国的宪政考察团在受到袭击后反而赢得了广泛的民意。反对俄国改革的保守者,在此前的一连串动荡中,失去了战斗力和话语权;而另一群反对改革的人,就是只问目的、不择手段的革命党,他们因为缺乏民意的支持而被官方迅速地。

  无论后世如何解读,可以肯定的是,“十月宣言”成为俄国政改的标志性事件,北极熊走入了立宪年代。

  *除《中国经营报》署名文章外,其他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,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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